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韩某伙同副主编袁某及股东兼网站负责人韩某，假冒记者骗取某国土资源局等单位和个人共计7.4万余元。近日，北京二中院终审维持原判，韩某获刑2年3个月，袁某和韩某均获刑1年3个月，三人分别被判处3000元和2000元不等的罚金。（3月21日《北京晨报》） 　　此事不禁让人想起2月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蹊跷的“采访”》为题曝光的购物导报社记者李德勇在江苏省连云港市非法设立记者站，真假记者“组团”进行新闻敲诈的案件。打着记者旗号去一些地方假装调查、采访，就能吓得当地有关部门主动“讨好”，这样的诈骗伎俩屡试不爽，正是假记者一再出现的原因所在。 　　以曝光为由进行敲诈是犯罪行为，理应受到法律惩处。但有关部门对主动“讨好”假记者被骗的某国土资源局等单位和个人，也不能简单的把他们当成受害者看待，返还追缴的赃款了事。对他们担心被“媒体”曝光的问题，应该一查到底，依法处罚。明摆着，如果不是污染问题和违法拆迁确有其事，又何必花钱买平安？ 　　正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违法施政行为过多，为了经济利益和GDP政绩不惜损害群众利益，才会被假记者钻了空子，成为敲诈对象。假记者要接受法律制裁，那些宁可被敲诈也不愿意被“曝光”的政府部门和官员，是不是也该让他们真正曝光一下，同时好好查一查其存在的问题并依法处罚呢？ 　　调查违法拆迁，问“征地手续”和“环境保护”、“农民负担”，再以曝光要挟，这一假记者的常用套路来自于违法征地、乱排污、随意增加农民负担已成普遍现象的经验总结，正因为很多基层政府在这些问题上都不清白，屁股上都有屎，都怕被曝光招致处罚，所以假记者才能轻易找到“舆论监督”对象并敲诈成功。 　　假记者成灾，也是对一些行业监管部门的绝妙讽刺：外地来的假记者随便问问就能发现这么多问题，一直呆在本地，拥有众多工作人员和各种高科技监测监控设备的监管部门怎么就能听任这些违法行为在眼皮底下发生？对这些失职、渎职的监管官员，是否应进行相应查处？如果不对监管部门进行强有力的行政问责，如何能使其认真履行监管责任，防止企业与基层政府从事违法行为，损害群众利益？ 　　一些地方假记者泛滥，成了新闻敲诈的重灾区，并非没有原因。苍蝇不盯无缝的蛋，正是这些地方各种问题过多，才让一些人找到了发财的门道，通过假冒记者来牟取暴利。有责任的不只是地方监管部门，还有地方领导。如果领导视察能甩掉当地陪同人员，到开发区问“征地手续”，到企业问“环境保护”，到乡政府问“农民负担”，也许一些地方的问题不会日积月累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要彻底杜绝假记者行骗，首先就必须根除其赖以存在的土壤。如果地方政府都能依法施政，不管是真记者还是假记者都无法以曝光相要挟，更不可能出现这么多专事新闻敲诈的非法记者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能只对老百姓说，对地方政府、官员和大企业也应同样适用。如果政府违法同样要受到严厉制裁，主要领导会因此锒铛入狱，也许不只是新闻敲诈事件少了，上访者的队伍也会急剧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