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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清早，屋后传出玲玲的喊声：“小琪——上学了——”

  我冲出去，见到了玲玲。她的脸还肿着，又青又紫。外婆跟在我身后，手里捏着红花油，“玲啊，奶奶对不住你啊！”她一边往青紫的地方涂着红花油，一边抹着眼泪。我的眼泪也下来了，“玲玲姐，我错了。”

  玲玲笑着，但马上收住了笑容，说：“呃，这一笑，太疼了。没关系，奶奶，你也不是有意的，我爷（父亲）跟娘吵了一架，娘知道自己下手重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紧紧地抓住玲玲的手。玲玲用一根手指在我掌心挠了挠。这是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玲玲都会做的一个动作。我揪心着的心一松，眼泪却掉得更快了。那一刻，我似乎长大了许多，不是所有的谎言都能变原谅。尽管，玲玲原谅了我。

  玲玲一如既往地对我唠叨，偶尔我还会烦躁，但不敢跟她对着干了。

  现在想来，玲玲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扮演的莫非就是一个母亲的角色？玲玲四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而后娘并没有给她真正的母爱。因为缺乏，所以期盼。玲玲在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时，不知道可曾想起自己的妈妈？

  每到红薯成熟的季节，我跟几个小伙伴总喜欢缠着玲玲。周末，玲玲提着篮子去割草，我们会千方百计地在田野里找到她。

  “玲玲，我们烤红薯好不好？”我哀求着。

  玲玲的镰刀舞的飞快，已经枯黄的草成片地倒伏下来。“玲玲，这些枯草羊儿也吃吗？”另一个小伙伴憋不住了。

  玲玲头也不抬，“不吃怎么办？就像你，能天天吃肉？没肉的时候也得吃菜，总比饿死强。”

  我把手里的红薯全倒在玲玲跟前，“快点呀！烤完红薯我们都帮你割草好不好？”

  玲玲说：”你们在附近拔点草，捡些枯枝来，没有足够的柴火烤不熟。”

  我们欢呼着四散了。玲玲忙又高声叮嘱：“别跑远了——注意安全——”

  玲玲用镰刀在地里抛出一个坑，她接过我递过去的火柴，抽出一根，在盒子一侧轻轻一刮，“哧”，火柴着了。玲玲点燃枯草，火苗就探着头出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往里添着柴火，玲玲小心翼翼地把红薯挨个儿放进火堆，她指挥我们慢慢地添加柴草，火势大了红薯容易烤焦，火势小了又熟不了。我们围坐在火堆边，一边添加着柴草，一边憧憬着“出炉”的红薯。

  慢慢的，有香味飘飞在风中。我们贪婪地深呼吸，啊——好香啊——

  玲玲双手抱膝，笑吟吟地看着我们，时不时用木棍给红薯翻个身。

  终于，我们每人分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红薯，一边呵着气，一边扒着皮，我们的快乐太满了，漫得四处都是。金灿灿的红薯肉入口即化，那是任何山珍海味也比不上的美味！多年过去了，我吃过蒸红薯、炸红薯、红薯丸子、红薯饼子，吃得最多的是城市里那些铁皮桶里烤出来的红薯，可是，我却再也吃不到野地里玲玲为我们烤出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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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初二时，妈妈生了一场病，外婆到城里来照顾妈妈。外婆告诉我，我栽下的蔷薇花长得可好了。开花的时候，大家都会去看，你摘几朵，她摘几朵，据说在头上戴蔷薇花还可以辟邪呢！外婆讲话向来绘声绘色，让人如临其境。我眼前就出现了蔷薇花在风中摇曳，在绿叶中闪烁的姿态，如雪，如云。

  玲玲呢？比起蔷薇，我更关心玲玲。

  嗯，玲玲啊，可是个懂事的娃儿。初中读了一年，父亲出车祸死了，后娘跟一帮婆姨们混在一起，整天在村里打牌，赖得种地，家务也不做，都是玲玲照顾她，后来，她干脆连学费也不给玲玲交了，玲玲就不上了，在家种地服侍她。

  我又心疼又愤怒。妈妈也很惋惜，这么好的孩子，投到一个好的家庭就好了！

  外婆回去的时候，妈妈拿出了一千块钱，托她带给玲玲，说是给玲玲的学费，我也把喜欢看的几本书和两百块钱的积蓄让外婆转交给玲玲。

  半年后，外婆查出了糖尿病，爸爸回家把她接过来与我们同住。外婆告诉我，玲玲没能去学校，她说后娘欠人家不少赌债，她先帮着还赌债了。玲玲还让外婆告诉我们，她在一家服装厂做零工，也在学做缝纫，以后挣了钱一定要还给我们。

  我有些失望，更多的是无奈。我帮不了玲玲。

  进入高中的第一个春节，外婆说想回老家过。外婆惦记着家里的小院儿，我也想念着那丛蔷薇，和给我蔷薇的玲玲。

  站在院子门口，看到颓败的屋子和荒芜的菜圃，我知道，许多东西，真的找不回了。

  玲玲家铁将军把门，后娘出去打牌了，而玲玲，半年前就外出打工了。有人说，是去了广东，也有人说是在上海。

  蔷薇在风中瑟瑟地抖动，伸出的枝条却牢牢地抓住了墙壁，满墙都是。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呵，春节一过，春天跟着就来了。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会把蔷薇们都唤醒的。那时，满架蔷薇一院香。那时，玲玲，你也要好好的！

  郭姜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