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是挖掘历史文化的重要依靠

      我是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退休干部，退休前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字工作，退休后18年间，一直挖掘研究冀州历史文化

      多年的实践，使我深刻认识到，档案，无论是机关档案，还是个人、家庭（族）档案，均是真实的历史记录、直接的原始凭证、真伪的辨别工具、难得的珍贵宝藏，它是挖掘研究历史文化的无价之宝，不容忽视的重要依靠。

弥补人证缺失

      挖掘历史文化，毋庸置疑，要依靠当事人、知情人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但是，我亲身经历过“三亲”人证的缺失状况：1.本人早已故，后人说不清；2.人虽然在，难谈东西。3.正想去找，突然去世；4.找了一次，再想去谈，过世离去。

        人证缺失，凸显出档案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我参加编纂我区（县、市）志、史书外，已撰写840多万字，不仅在报刊、网络发表，还付梓出版了《冀州史辑》《冀州那些事儿》《钩沉集》《冀史补遗》等《冀州历史文化丛书》20部，无一不得益于历史档案。

      如我写的冀州志书、文史书从来没有过的《冀州黄埔军校的人》（里面收录 了 19名曾上过黄埔军校总校的冀州籍人士）、《“史记”和“资治通鉴”中的冀州人》《冀州被“封典”获“圣旨”的人》等文章，都是通过档案获得的素材。

还原历史真相

       在挖掘历史文化中，对有些人的事迹、有些事的始末，采访中往往会出现知情人众说不一的多个版本。而整理成的“文史稿”最忌讳的又是不真实、模棱两可。

       如何才能做到真实无误呢？虽然可以刨根问底多采访，以多数人意见为准，但是，我从实践中认识到，档案才是最可靠的、最真实的。口口相传的许多事，是需要档案来还原真相的。   

       我在写《徐家庄村志》中，是靠档案确定的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是谁，彻底否定了以前口口相传的另外一个人。

       我在写《冀州市志》中，同样是靠档案确定冀州“两大产业”---辣椒和食用菌的种植栽培开始时间，将以前宣传的时间提早了七八年。

      我在写《冀州第一望族》中，也是靠档案把该村的建立时间提早了2000多年。

确保数据准确

       挖掘历史文化，必然涉及到一些数据。而数据靠人的记忆，大都是大概、差不多、估算的。而档案的数据，都是原始的，基本上是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

       我编著的《冀州史辑》《冀州那些事儿》《冀史补遗》等书中的数据，大都精确到小数点以后，都是从档案馆的《冀县（州）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或者《冀州统计年鉴》查来的，得到读者们的信服、肯定。  

       我编著的7部村志或者村史中，几十年的“人口”“耕地”“粮食和棉花产量”等变化情况，村里人根本难以提供，全部是从档案中而得的。可以说，是准确真实无误的。

提供如今借鉴

      挖掘历史文化，目的是以古方今，鉴往知来。我从实践中清楚地看到，档案中，可以给予历史资料，给予资政措施，给予懿行楷模，等等。

       我根据明、清、民国及新中国建立后的冀州志书，撰写的《473 年前的冀州“惠政”》《百年前的冀州农村改革》《冀州的5个“全国领先”》等等，均对如今的工作，提供了很好借鉴。

       1986年末，冀县（今冀州区）根据省委领导建议，规划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创五亿”元，开始人们对于年增长20 %感到吃力为难。我们通过查档案得知，冀县1950至1985年36年间，增长20%以上的年份有10个，使大家认识到增长20%并不是高不可攀，只要努力，是能实现的。统一思想后，经过努力，1987年完成了5.39亿元，增长33.6%。

       我根据10多部百年以上的家谱及志书等古籍，编著的《凡人义举.冀州群英录》一书，收录了2200多年间冀州尽忠、重义、勇为、献爱、孝贤的85名先贤的动人事迹，大家看后，许多人讲给青少年听，都说是育人的极好乡土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