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领袖释道安(3)】

释道安的“十大贡献”

释道安(312----385)，西晋长乐郡扶柳县人(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小寨乡扶柳村)。谓安平国或者常山，为误。

他是东晋时杰出翻译家、著名高僧。他致力于佛教中国化，被誉为中国“佛教领袖”“东方圣人”“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佛教之父”。被皇帝称为“国师”。

释道安自12岁出家为僧至74岁圆寂，尤其是成年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始终致力于佛教中国化。

他身边的弟子多达成百上千，还两次分徒,进一步扩大了佛教的传教领域。他曾经九次迁徙 ,和其弟子的足迹走遍了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湖北、 湖南、江苏、江西、安徽、陕西、四川、西北等大片土地，还派他的徒弟去西域求法，走到那里就把佛法传到那里。

他研究佛理，注释禅经，著书立说，建寺立塔，弘法不掇，使得佛教中国化，“分布于大江南北,传法于山乡城镇”。

释道安是中国佛教的领袖、始祖，他“为我佛教界作空前之开拓”，有“十大贡献”，是全面的、杰出的、不朽的。

释道安是中国佛教的领袖、始祖，他“为我佛教界作空前之开拓”，有“十大贡献”，贡献是全面的、杰出的、不朽的。

首创僧姓
统一为“释”

释道安认为，就佛门弟子来说，尊莫过于释迦牟尼，称谓释迦弟子，所以，“当灭本名字”，以“释”为姓。他自己首先由魏改姓为“释”。他提出了所有出家僧尼，应一律姓“释”。

据《高僧传》卷五载，“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

道安曾经得到一本书，名叫《增一阿含》，书中说：“江河流入大海，就没有江河了；无论任何人，一入佛门，皆称释种。”

不过，当时还是有不少沙门对此持保留意见，并没有立即改为“释”姓。后来，“天下僧人乃信服而从之”，逐渐统一，僧尼一律姓“释”。至今，中国汉族僧尼中，一直保持着“释”姓没有改变。

僧人统一姓氏通称为“释”，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文化意义。在中国，姓氏是标志一个家族的符号，天下僧人通称“释”，就表明大家都是同一信仰的一家人，这就大大增强了佛教内部的团结与组织的统一。

同时，僧人通称“释”，可以视为佛教与中国人民生活相契合的开始，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

适应国情  创建僧制

释道安创立了中国佛僧最初的生活制度、共住制度等，使得佛教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起来。

《大宋僧史略.礼仪沿革》中说：“今出家者，以华情学梵事耳，所谓半华半梵，亦是亦非。寻其所起，皆道安之遗法是。”

在佛僧的生活、法礼方面，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改变了印度靠化缘吃饭的方法，采取自垦土地，自种自食；改变了印度僧人赤脚修行方法，按中国的风俗穿鞋；印度僧人是“树下一宿”，他实行住山洞、盖房子、住山洞、建寺庙；印度僧人是“三衣”，他采取根据气候变化而改变衣服，等等。

可以说，如果没有道安这些适应本土的措施，佛教在中国就难以快速发展。

借鉴律典
完善戒轨

佛教传入中国初期, 戒轨的译传严重不足,直至道安时代, 佛教戒轨依然相当不完备。僧人的个人行为以及僧团的集体活动无法可依，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释道安认为，一个僧团必须有纪律、规矩，如果缺少了它，僧团内部即会如同乌合。而纪律、规矩要由戒轨来维系。

他在恒山、冀州、襄阳期间，就他努力寻求并组织翻译戒轨，他组织译出的律典主要有：《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比丘尼受大戒法》《鼻奈耶》等，为中国佛教戒轨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根据中土实际情况，在原有戒轨的基础上，不断地制定、完善僧团戒轨，到长安后，随着大量佛经戒本的译出，使其逐渐完备起来。他制定了中国佛教的若干个“第一”：第一个行香仪轨、第一个讲经仪轨、第一个忏法仪轨、第一个僧尼轨范、第一个佛法宪章，等等，“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行香仪轨。行香，乃施主为僧众设斋食时，先以香分配予大众，而行烧香绕塔礼拜之仪式。行香时，僧众须站立受香，若行香者为女子，则僧众应坐而受之，否则犯突吉罗罪。《佛学大词典》载：“此仪式在我国始于晋代道安，至唐宋，遂成朝仪之一种。”此法亦传至朝鲜及日本，乃至世界。

讲经仪轨。道安制三则：一曰,行香、定座、上讲之法（即讲经仪）；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即课诵斋粥仪）；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即道场忏法仪）。当时，天下寺舍普遍遵行，后寺院逐渐普遍奉行。

音乐梵呗。道安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揖，广弘佛法的唱梵呗先例,“遂成永则”。它不分国界、民族、年龄、男女，只要是用心的人，即使听不懂和尚的唱赞，也会从梵曲声声中有所感悟，达到唱者与听者心灵的感应，使听者心静如水。一直沿袭到现在。

立座饭之。哀帝兴宁二年（公元364年），道安立座供养圣僧即宾头卢尊者，后来很多寺庙都效仿。

......。

戒规使僧团行事可依，使“师徒肃肃，自爱、自尊、自重，洋洋济济”。因道安德高望重，他所制定的这些仪轨条例影响非常大，后来传遍天下寺院，至今，为中土各地寺院共同遵从。

首创原则
法依国主

释道安首创“不依国主, 则法事难立” 的著名论断, 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原则。

历尽坎坷的传教实践使道安深有感悟, 认识到如果违背王权的意愿,不和王权的意图趋向一致,脱离世俗， 单凭佛教徒的努力, 要使佛法弘扬四方, 根本不可能, 由此提出“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的著明论断。

“不依国主 ”，不是指依靠国主，也不是依附国主，而是要想弘扬佛法，不要违背国主的意愿，使佛教要与世俗政权相协调，要把弘扬佛法和政治保持一致姓，不然“则法事难立”。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原则， 对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 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原则，明确地道出了政治对佛教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和佛教必须采取的协调立场。 妥善处理佛教与封建皇权的关系, 是佛教在中国获得存在与发展的首要条件。 这个原则不仅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中国僧团, 也影响了以后历代历朝的佛教信徒,直到如今，从一般的护法居士到僧团, 从高僧佛教到民俗教徒, 从寺院的清众到佛门领袖, 无不尊从、推崇,、谨守这个原则。

首创新规
建树法堂

法堂, 亦称讲堂，是供奉经律论三藏与讲法的地方，乃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在佛寺中为仅次于佛殿的主要建筑，一般位于佛殿之后。

释道安以后，“不立佛殿，唯树法堂”，成为中国佛教清规和丛林定式。《大方等日藏经》明确规定：“于当来世，是中皆应起立塔寺，造作法堂，安置舍利、经法、形像。”

《六学僧传·隋罗云传》中载：“中国汉地，法堂之建，始于晋道安法师”。后来禅宗,即使不立佛殿,也要建法堂。

首创新派  立“本无宗”

释道安建立的“本无宗”般若学理论, 成为魏晋时期“ 六家七宗”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被认为是佛学般若学的正宗。

   “本无”也是性空、真如、法性的意思。

道安认为，世间万物在产生之前，什么也没有，一直到出现元气之后，才由元气分化出万物，万物因禀受元气才有各自的形状。万物虽凭借元气而演化，但演化的依据根本，则是出于自然。自然而然，没有什么造物主。由此而言，可以说“无”在元气演化万物之先,“空”是众多有形事物的始原。所以称之“本无”。

他在对般若学的收集和整理基础上，创立了“本无”般若学。

道安创立“ 本无宗” 后, 更加强对《般若经》 的讲解。 他每年都要讲《般若经》两次, 从未废缺。 由于适应江东玄风, 道安的佛法讲论受到东晋玄学家们的一致赞赏。以玄解佛, 谈玄讲空, 名僧和名士相投契合, 佛教和玄学互相发挥, 这种现象表明东晋时期的佛学还没有摆脱玄学而独立发展, 但正是这种对中国现有统治思想的依附, 佛教才得以站稳脚根, 扩大势力, 在中国知识阶层迅速流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汤用彤在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可断言道安必被推为三论宗之一祖也。”“道安时代,《般若》本无，异计繁兴，学士辈出，是佛学在中夏之始盛。西方教理登东土学术之林，其中关键，亦在乎兹。”

首倡新观
净土信仰

释道安首倡了“净土信仰”, 率众往生“兜率”。他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净土，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

所谓“净土信仰”,就是弥勒信仰，即人们修行的欲望、愿望，为的是将来投生于“兜率天”。

“净土信仰”的核心意思是，人们修行后，去往“兜率天”，并非为个人追求天国享受，而是为了亲近弥勒菩萨，听法除疑，超越轮回，然后，随弥勒下生人间成佛，实现人间净土。“净土”就是安置在人间。弥勒净土最终并非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而是要将我们现处的这个娑婆世界建设成佛国净土。因此，使人们由对现实生活的绝望,变成了对末来美好的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杜继文教授指出：道安的“净土信仰”，第一，把“佛教是以‘众生’为本位的，现在改为以‘国土’即众生的生存环境为本位”“也从纯粹众生的个体出发，转向从改善众生生活条件与生活质量的群体性活动着眼”；第二，“把个人解脱的涅盘，定为终极归宿，现在则完全撇开了涅粲的观念，展现出一种为现实人生普遍想望的、充满幸福欢乐的全新世界作为最高目标”。

道安首倡弥勒净土信仰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来历代高僧争相仿效，如唐代的玄奘、窥基、灌顶；明代的憨山；近代的虚云,太虚，等等。

首创译场
翻译佛经

释道安从379年进长安, 到385年逝世,7年中, 他对佛教

的重要的贡献是，在帝王的有力支持下，组织译场，翻译佛经。
就典藉的翻译而言, 过去, 佛典的翻译都是以民间的, 分散的形式进行, 翻译方式大都是两人对译的, 一人读梵, 一人译汉, 西域的僧人不懂汉语, 而中国僧人又不懂梵文, 所以翻译的佛经不很准确。

道安利用他的“国师”和佛教领袖身份，又得到前秦帝王的支持, 创立了大规模的译场, 由多数人来担任翻译, 据说，当时译场有几千人。他身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中外翻译人才。这样的翻译场所, 在我国文化史上是第一次。

这一前所未有的佛界精英群体, 对印度及西域传入的佛教经典进行系统清理, 然后结合汉地佛教流传情况, 从中选择有关经典进行翻译。 道安是这一译经群体的直接组织者, 担任译经总指导,并且，与朝臣一起, 共同担任译场监督。在翻译中有严格的组织分工，有人口诵，有人汉文笔受，有人梵文笔受，还有监督、考正、助校等。他亲自选经译经, 并对每译出的一部佛经详加厘订校阅, 写出序言。

他在圆寂前一天,都没有离开佛教的译经事业，可谓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佛教事业。

译场翻译经典的质量与数量都大大提高, 也改变了以前只能翻译小部头经典的情况, 许多大部头经典源源不断被翻译出来。

翻译出的经典有《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阿毗昙八犍度论》《鼻奈耶经》《婆须密菩萨所集论》《僧伽罗叉经》《阿毗昙心》《四阿含暮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阿毗昙毗婆沙》《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受大戒法》《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比丘尼大戒》《阿毗昙婆沙》《广说》《二众从解脱缘》，等等。

首创新论  译经解经

释道安通过佛经翻译实践，还创建了一些翻译方法、理论。这些新的方法、理论，以后直至如今在佛经翻译中都在运用。

    1.他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理论，开中国翻译标准讨论之先河。

“五失本”的具体内容为： 一者, 胡语尽倒, 而使从秦；二者, 胡经尚质, 秦人好文, 传可众心, 非文不合；三者, 胡经委悉, 至于叹咏, 丁宁反复, 或三或四, 不嫌其烦, 而今栽斥；四者, 胡有义说, 正似乱辞, 寻说向语, 文无以异, 或千五百, 刈而不存；五者, 事巳全成, 将更旁及, 反腾前辞, 已乃后说, 而悉除此。

“三不易”的具体内容为：删雅古以适今时, 一不易也；愚智天隔, 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 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 二不易也；阿难出经, 去佛未久, 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 今离千年, 而以近意量栽, 彼阿罗汉乃竞若此, 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 岂将不知法者勇乎? 斯三不易也。

道安的意思是，将梵文经典翻译为汉文，5个方面的“失本”，无法保持其原貌。要删除高雅的古俗以适应今人的接受水平, 这是第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现在要想把千年以前的那些圣人之言, 翻译得符合目前人们的情况, 这是第二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不懂得法而来译经,这岂不是不知深浅只知勇猛” 吗? 这是第三件不容易的事情。

方广錩在《道安评传》中说，“ 五失本” 大体总结了中外两种语言文在结构, 风格方面的差异；“ 三不易” 则论述了由时空因素带来的翻译的困难以及对待翻译应持的正确态度。 道安的论述可以视为佛教初传期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系统总结。

“五失本，三不易”博大精深、言简意丰。隋朝彦琮认为“是了不起的发现”。

   2.他反对“格义”，指出：“先旧格义, 于理多违”。指出译经切忌望文生意, 机械比附,穿凿附会, 校正了前人译经时硬译, 逐字译的错误方法,。

    另外，在解经方面，道安采取“科判三分”方法。“科判诸经以为三分, 序分, 正宗分, 流通分。” 他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经的内容分章分节标列清楚, 同时，再用“ 析疑”“ 甄解” 的方法, 对于每一个名词或每一种句义加以分析推详。这样，“文理会通, 经义克明”。

对于他这种科判经文的方法，历史上诸多专家学者、高僧大德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普遍认为这个方法对后世讲解佛教经典、文学理论研究都有重大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还在应用，而且对中国学界也影响深远。

他把经题改在了经前，使人们一看经题,就知道了经的内容，对人们阅经知藏就方便多了。

    他创立为经注疏作解等方法，开佛教经典注疏之风，让人们真正了解经义。

他发现旧译颇多错误, 往往自相矛盾, 难解深义，而诸师讲法, 对某些经典, 只能讲其大意, 甚至照本宣读而巳, 使听者不能通达经意。于是，他博览群经, 苦心钻研, 以求深解其义，此后, 给难解的经典作诠释，并作序作注予以讲清。

致力弘法   著作等身

释道安在学习钻研佛学和带徒诵经讲经的同时，尤其是后半生在长安时，撰写、翻译、注释了大量佛学著作，阐述自己的诸多新观点。他可谓著作等身。

     1.注释。他博览群经，苦心钻研后，注释了《般若道行》《密迹》《安般》《道地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等经书，共22卷。

他第一次提出“疑伪经”，解决了禾草混杂的局面。

“疑伪经”的界定, 通常认为, 所谓的“伪经”是相对于真经而言, 真经是指从印度梵语或西域文字译成汉语的佛教经典, 而由中国人自己所撰造的经典则被称为“伪经”；对于那些无法判断其译者及有无梵本或胡本而被怀疑为“伪经”的经典称之为“疑经”, 佛教经录中常常将这两类经典放在一类,统称为“疑伪经”。
    中国最早辨别出“疑伪经”流传情况的创始人就是释道安。 他特别列出“疑伪经”共26 部, 30 卷, 希望能够引起后人的注意和警惕。有学者评论：“安公从护卫正法的目的出发”,提出“疑伪经”问题，并且,予以辨别，“可见安公的勇气之大和学术水平之高,因为没有胆量和大手笔的人是绝对办不到的。”

     他开创了一门“毗昙学”。

    “毗昙”,意译对法、胜法、无比法。以佛教高僧大德对佛经的理解和阐释，将内容近似的经典进行归讷、分析、然后作整体、全面、系统地表述和解释,以帮助想学习佛法的后人更快地了解佛法体系,更准确地把握各个主题博大精深的内涵。

道安在长安,组织大规模译场,重点翻译的是论典,开创了一门“毗昙学”,使中华大地上出现毗昙学热潮。“《毗昙》之昌,始于苻秦之道安。”

汤用彤、任继愈、杜继文等专家教授,都对道安在“毗昙学”上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著述。他在襄阳著述了《光赞折中解》1卷、《光赞抄解》1卷、《般若放光品折疑准》1卷、《般若放光折疑略》2卷、《般若放光品起尽解》1卷。

他编撰的《西域志》，《水经注》中引用20多处，远远超过《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和《法显传》等书的条数，《太平御览》引用释道安《西域志》6条，这表明《西域志》在历史上曾受到的重视。

据史书记载，他一生著述60余种，佚失40余种，现仍存20多种。仅载于《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五内，就有14篇序言。

    3.译经。他在长安的7年当中，主持译经187卷，达百万言。

    4.作序。他作序上百篇，有《比丘大戒序》《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鼻奈耶序》《四阿含抄序》《四阿含暮抄解序》，等等。

5.编辑。他广泛搜求各种译本，加以筛选整理后，编辑了中国第一部《综理众经目录》，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学之先河。

《综理众经目录》主要包括9类：“经论录”---著录有译者姓名的各种著作244部；“失译经录”---著录失去译者姓名的著作131部；“凉土异经录”---著录年代久远的著作92部；“疑经录”---著录可疑及伪经26部；“注经录”---著录佛经注疏作品19部；“诸天录”---著录三界诸天1部；“杂经志录”3部。共涉及599部典籍。

他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开创了我国佛教文献学的新局面”“奠定了我国佛教经录的基本格局”“可以视作我国大藏经形成过程中的一块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