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事儿】之十五

下乡砍青苗

    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时期，我先后担任公社（今乡镇）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县政府农业生产办公室主任等职，亲身经历了在农业生产上极“左”作为，尤其是干部

们，包括我自己“下乡砍青苗”的荒唐事，至今难忘。

    当时，笔者所在县，为了夺取粮食高产，号召大力推广种植高产作物“两红”——红高梁和红薯。

    因“两红”不好吃，有的村、队（今村、村民小组），偷偷地在远离公路、大道的地块种上玉米、谷子，或在一块地的地头或者四周边种高梁，地的中间种些玉米、谷子。

    为了制止人们不种或者少种“两红”，许多地方组织有专门的检查队，发现有种其他作物的一律予以制止。我就曾经与其他干部一起去下乡到地里检查落实种“两红”、制止种植其他作物的情况。曾发现有的种植了玉米、谷子，青苗都长到一尺多高了，不但召开所谓“反面”现场会，让少种“两红”的大、小队（今村、村民小组）干部作检讨，而且，拔掉玉米、谷子改种高梁。改种的高梁，因为播种期已过，误了农时，收成无几。

    当时，在农业生产上的极“左”作为，还有农活安排基本都是“一刀切”、学先进单位的经验照搬照抄等等，丝毫不顾客观实际。如人家先进单位搞土地深翻，我们也得搞。我地是砂质土壤，被迫用劳费力搞深翻后，破坏了耕作层，第二年播种后出不全苗；人家先进单位2月份浇小麦返青水，我地温度低，无奈废劳伤财浇水后，麦苗被一片片地冻死，等等。

    当时，对于这些极“左”作为，还有理论支持，美其名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种植、农活安排等，提高到“两条道路”的高度，真是极“左”至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