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剪报》文选（2490）

戴秉国：四十块钱成就国务委员

    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是原国务委员戴秉国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回忆讲述了他从贵州的大山走进大学的经历。摘要如下：

    报考离家300里高中，赤脚步行回家

        1952年秋天，我进入离家15里的板溪完小（即“完全小学”）读书。上完小时我11岁，生活要靠自理。上了初中，生活依然比较艰苦。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交伙食费，每月4元钱，如果不交就停伙。特别困难的时候，学校也会补助一、两块钱，但不是全补。有一次，学校突然给我停伙，我只好饿着肚子走了四、五十里山路回家，一见到母亲，我就抱紧她的腿哭了起来。母亲赶紧找人借钱，给我交上了伙食费。

    初中快毕业时，我面临读高中还是读师范的选择。我从没做过长大了要搞外交的梦，就是想当个老师。我的想法是考师范。那时候读师范不需要花钱，而且上完师范就可以分配工作，早点赚钱养家了。为此，我父亲还专门找到班主任。可是，我的班主任死活不同意，认为我的年纪太小，他悄悄给我报了高中。后来我顺利地考入高中，但高中位于300多华里远的松桃县。

    我那时候一个学期只能回一次家。解放初期家乡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官道，更没通汽车。从学校回家全靠步行，而且多半是打着光脚板走路。每一次回家都要走三天多，晚上就在路边找一家店子歇脚。

    我们那里是云贵高原，山高林深，好多地方都人迹罕至。个中艰辛和挑战，现今的孩子想也不敢想。由于从小就打赤脚，走山路又很多，至今脚趾都还是变了形的。

    为40元学费四处求助

    从高中起，课程设置中就有外语，那时就是俄语。不过，当时的俄语教学实在太不规范了，教出的俄语非常蹩脚。我们的俄语老师听说是从新疆回来的，只是学了一点俄语的皮毛。直到高二的后半学期，学校才调来一位刚从贵阳师范学院毕业的女老师，叫陈婷华，成都人。从那时起，我们的俄语教学才算走上正轨。

    高中毕业时要填报大学志愿，选专业。我稀里糊涂地就填报了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记得这好像是我的第三志愿。收到四川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当然很兴奋。事后才知道，我是1959年松桃中学唯一一个考到外省去读大学的学生。但是，难事也随之而来。要到成都去读大学，总归要花些钱，大概算了算需要四十多块钱，但我们家肯定拿不出这笔钱来。

    我就跑出去四处借钱。家里人七拼八凑，也只凑了12块钱。于是，我决定回母校去想想办法。可没想到步行三天多赶到学校，校教导主任也是一句话：“为什么要考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一听眼泪“刷”地涌了出来，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其实学校那时也穷啊！四十多块钱，对学校来说也不是一笔小钱。

    我后来赶到铜仁专员公署文教局去求助。幸运的是，这一趟没有白跑，专署文教局补助了我15块钱。我如获至宝，但数一数仍然不够，就给家里发电报，请家里无论如何要再弄点儿钱。不知父亲和哥哥想了什么办法，也给我汇来了些钱。后来，陈婷华老师从同学们那里听说了我在四处奔走筹集学费的事，就托人带了20块钱给我。这份难得的师生情谊，我一直十分珍惜。

    迟到9天，终于迈进大学校门

    等钱基本凑够以后，四川大学已经开学了，于是赶紧往成都赶。那时要从贵州的大山走出来很不容易，需要先坐一段汽车，经过秀山到黔江、彭水，再搭乘在乌江上航行的木船。顺江而下，坐了足足两天半的船才到涪陵。

    船一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我就跑到菜园坝车站去买重庆到成都的火车票。成渝铁路是当时我们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条铁路，当时通车还不到十年。买票要排队，没想到正好轮到我时，售票员要关窗口。我急了，赶紧伸手拦住，央求她行个方便，可她理也不理。我只好又在候车室里呆坐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成都。这时，四川大学已经开学9天了，老师和同学们都以为戴秉国不去了。不管怎么说，虽然一路上曲折艰辛，入学也迟到了，毕竟我走出了大山，“走”进了自己未曾梦想过的大学校园，我的人生由此也开启了另一扇门扉。

   ［《报刊文摘》］ 载第666期《再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