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剪报》文选（1865）

千方百计寻找功臣

王贞勤

        1931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省委军委常委薄一波、省委巡视员胡锡奎和刘澜涛、杨献珍等一批秘密党员，因为叛徒出卖被关押于草岚子监狱。

　　殷鉴等共产党人被关进草岚子监狱后不久，就成立了以殷鉴为支部书记的狱中党支部，积极开展对狱方监管人员的工作。

    负责看守他们的班长叫牛宝正，他们就按“牛”的英文发音，给他起名为“OX”。

　  一开始，牛宝正就没有像其他看守那样对“犯人”那么凶，“犯人们”对他也都颇有好感。一次，牛宝正收到山东老家的一封信，信上说老母亲病重，无钱医治。

    牛宝正不愿让其它看守知道自己家中窘迫的景况。便请杨献珍代笔给家里写封信。杨献珍立即向狱中支部作了汇报。

    每当牛宝正值勤时，杨献珍便主动地跟他搭话，一方面热诚友善地安慰他，一方面暗地里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拿出来塞到牛宝正的手里，嘱咐他寄给母亲。

　　就这样，牛宝正开始经常为杨献珍他们送情报、传信息，并利用职务之便，对“囚犯”给予各方面的照顾。

　　1936年后，全国抗日浪潮空前高涨。我党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而白区党的干部又人手紧张。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解决党的干部缺乏问题，认为被监禁在草岚子监狱中的五六十名党员，有许多是我党坚强的骨干，党组织有必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手段”营救他们出狱。北方局随即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经中央研究予以批准。于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便通过牛宝正向狱中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要求狱中同志争取早日出狱为党工作”的指示。

　　狱中党支部接到了外边党组织的第一封信时，担心是敌人搞的圈套，决定不予执行。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局又通过牛宝正给狱中支部送去了第二封信。其大意是：党组织营救你们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望早作安排。

　　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笼络人心，规定狱中刑期超过五分之一的政治犯，只要是公开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反共启事》，就可获释出狱。经大家商量，由杨献珍用外文向北方局和党中央汇报了“不同意登报出狱”的意见，如党组织坚持让登报出狱，则提出以下要求：一、登报有叛变之嫌，如党组织坚持这样做，登报的责任由组织负责；二、出去后仍然是党员，应按正式党员安置工作，无须另行立案审查；三、这次是依令行事，组织上以后不能再追究此事的责任。

　　此信通过牛宝正转送到北方局，北方局答复后，又转呈党中央批示。之后，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传入狱中，狱中党支部终于相信这是组织的决定，经过研究，同意按照中央的意图行事。

　    就这样，前后有61名同志按照这一办法获释。

    在这一系列秘密活动中，牛宝正始终是监狱内外的“第一联络人”，尽管他百倍谨慎、高度警惕，但终因时间过长、同政治犯的交往又过于频繁，最后受到了监狱当局的怀疑。

        1936年底的一天，国民党当局将牛宝正逮捕。在审讯他的过程中，牛宝正宁死不招供，当局气急败坏，准备判处他极刑。

　　在此危急关头，北平中共秘密组织及其亲属展开营救，帮助他逃出了北平。

　　自此，牛宝正一家和中共党组织中断联系。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安子文等当年那些草岚子监狱的“囚犯”，如今不少都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他们不约而同的想起了牛班长，但仅知道牛宝正是山东人。于是，安子文他们只好一纸急电发往山东，请山东有关方面代为查询牛宝正的下落。

    山东省立即展开了查找工作。一个原在山东渤海抗日根据地工作过的同志曾认识牛宝正，牛宝正是无棣县城关附近的人。

        1950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一纸公文下到了无棣县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学德手上。

　  经多方打听，县城东关一个正在接受管制的人员名叫牛宝正。张学德立即赶赴城关公安分局。经过了解，牛宝正是东关人，，早年在本县干过警察队长，在外地当过国民党监狱的看守班长。

　　为了慎重起见，张学德多次约谈牛宝正。

　    当张学德等人向牛宝正提起安子文和刘澜涛等领导人名字时，牛宝正表示都不认识，他说只认识“徐子文、刘华甫”等人，并说出了“徐子文、刘华甫”等人的体貌特征。

　　在白区工作， “徐子文、刘华甫”正是安子文和刘澜涛当时使用的化名，牛宝正提供的“徐子文、刘华甫”等人的体貌特征也基本符合实际。至此，牛宝正的身份终于被确定无误。

    后来，牛宝正来到北京，受到刘澜涛、杨献珍等领导的分别接见，并被安置到北京公安局草岚子监狱做预审工作，享受干部行政十八级待遇，他的独子也被安排了一份满意工作。

    ［摘自《军事特刊》］ 载第567期《再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