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剪报》文选（1643）

从致富到致乐

茅于轼

    我原来是学工程的，后来研究经济。这才知道经济对社会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强弱就看人均生产总值。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假定，即所谓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它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在市场经济中就是追求钱。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筑在经济人的假定之上的。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也是按照这个假定来设计的。政府领导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人们买股票是为了赚钱；孩子们在小学里学写和算，到了大学学专业，其目的就是培养一门谋生之道。整个社会都是忙于赚钱。我从来不怀疑这里有什么问题。

    一直到我七十岁前后才逐渐产生了怀疑。我看到不少人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国改革二十多年，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善，可是大家的怨气似乎也在增加。我想起三四年前看王建国教授的一篇文章，“争名次的经济学”，说的是人们未必是追求财富的绝对多少，而是财富的相对多少。或者说，人们是在彼此攀比，追求的不是钱财的绝对值，而是想超过别人。一个人不论他如何富有，只要他以为有更多的人比他更有钱，他就会骂娘。如果这是真的话，经济学整个就要改写。而且一个国家不论如何富有，百姓还是不会满意的。

    这样的话，我们追求财富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呢？

    后来又看到，有些学者专门研究了快乐是由什么决定的。证明财富对快乐的影响，但不是主要决定性的因素，倒是宗教、婚姻等起的作用还大一些。

    经济学里面有所谓帕累托改进，意思是说一项措施使社会中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市场经济就是不断递进性帕累托改进，整个国家就变富了。这里的损益都是经济上的。我们不妨把帕累托改进用在快乐上面，研究用什么方法使得没有人受损，而至少有一个人受益，整个社会的快乐总量因此而增加，社会变得更快乐一些。君子成人之美，就是这种帕累托改进。嫉妒心理或红眼病则相反，它使整个社会的快乐总量减少。可是从学校到社会大家都忙于赚钱，没有人讲这些道理。结果呢，财富是多了，但是快乐总量没有增加。

    我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快乐的事情，这些事中大部分和钱没有关系。我一生中有许多朋友，他们有的给了我快乐，有的给了我烦恼。我羡慕那些给我快乐的人，他们使我快乐，自己并没有因而忍受痛苦。回想“文革”，其真正问题未必是经济接近于崩溃，而是全国的快乐大大地减少，痛苦极大地增加。

    广而言之，社会光有经济学是不够的，需要一门快乐学。它研究个人和社会以及全世界的致乐之道。它应该贯穿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全过程，它用来指导国家的政策，处理对内对外的关系。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是人类的理想，非指日可待，但是增加全社会的快乐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的。

    （摘自《中国老年》） 载第536期《再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