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在全国推行“普九”，减除学费，并在2006年针对贫困生推出“两免一补”政策。
即便如此，王甫龙还是发现农村学校仍存在有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
王甫龙生有两女一子。两个女儿读初中时，儿子开始上小学。那时两个女儿一学期的学费是600多元，加上平时的资料费、书费、微机费、补课费、打印费、班费……一个学期，需要给学校近1000元。
新华社记者曾在上王庄采访时发现，即使是享受“两免一补”政策的学生，也仍然要交不少费用。上王庄村村民王永清的孩子在镇小学上5年级，是“两免一补”对象，但学校仅仅给免了书费44元。3月份开学后，学校又收了32元不知名目的费用，以及100元的住宿费和25元的暖瓶、脸盆等费用。
王甫龙家有10亩地，除了给村里交提留款、还有组里的义务工，每年能赚2000余元。王甫龙也曾尝试过多元化种植，他种植过玉米、葱。但是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他始终要为子女的教育费用发愁。
为了填补教育费用的缺口，王甫龙去卖血。
当时，怀安县里没有血站，卖血要到50多公里外的山西天镇县。王甫龙说，村里像他这样去卖血的很多，在四五年前，村里人就开始悄悄卖血了。
“当时，没有车接送，刨去来回的汽车票钱，卖一次血浆能得70多块钱。”王甫龙说。
王甫龙盘算落空
村民王甫龙的盘算是，让二女儿先跳出农门，再赚钱帮助姐姐弟弟完成学业，二女儿的失业让盘算落空。
当他的两个女儿相继初中毕业后，王甫龙感觉自己离梦想更近了一步，同时负担也重了。
2002年，大女儿王树云、二女儿王树芬同时初中毕业。
王树芬如父亲所愿，考进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王甫龙也曾就读这所学校。
大女儿王树云落榜。王甫龙犹豫半天，咬牙决定让王树云读3年高中，考大学。为此，他必须多付出1万5千元。
王甫龙当时盘算的是，二女儿已跳出农门，等毕业后就能像三叔一样光耀门楣，赚钱帮助姐姐弟弟完成学业。
二女儿上中专3年，还需2万元。王甫龙已无力支付，开始向亲戚借钱。那时，王甫龙心想着，等二女儿工作了，还这些钱还是不难的。
但是，信息闭塞的王甫龙并不知道，女儿面对的这个世界，早和自己三弟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国家已经不再承诺，以“分配”的方式给这些为读书而花尽家里全部积蓄的学生提供工作。
2005年，王甫龙的盘算彻底落空。首先有个好消息，大女儿考上一个三类本科。但紧接着的坏消息是，二女儿找不到工作。
二女儿王树芬的失业，则推倒了一个梦想的多米诺骨牌。王甫龙的儿子届时正读初三，只好选择辍学，大女儿尽管考上大学，也只能作罢。
记者在村里了解到的情况是，像王甫龙那样，凡是家里有孩子读中专或者大学的，基本上都背有债务。
所以当怀安县设立了血站后，大批村民选择去卖血浆。
5月26日，新华社报道了怀安县教育部门截留上级中小学“两免一补”的拨款，导致该县群众大面积卖血供子女上学的现象。两天后，该县血浆站被暂停收购血浆。
血浆站的关闭，对村民们，是一个十足的坏消息。“就在血浆站关闭后没几天，王甫荣夫妻便和村里的年轻人去打工了。”王甫龙说。
“比学历低的人挣得多”
王甫龙发现受过教育的女儿外出打工每月能得2500元，“如果没受过教育的人外出打工，工资连千元都不到。”
王甫龙的3个子女在同一年回到了村里，住回了修建于50年前的窑洞。
儿子辍学后，王甫龙托熟人带到了山西打工。王家庄距离山西只有50多公里，村里大部分劳力都在山西，挖黑色的煤，或者烧红色的砖。
“家里没有关系，没有学校愿意要我。”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的王树芬说。为了找工作，她甚至说服父亲花了1000多块钱给她买了一个手机。她希望手机能带给她好消息。
王甫龙在和二女儿聊天后发现，自己多年的教育投资在女儿身上已起到影响，“她如果外出打工就比文化层次低的同龄人挣得多。”
王树芬毕业后，到北京打过半年工，在昌平一家印刷厂，干了半年，包吃住，工资应发2500元，但是实际上只拿到1500元。王树芬气愤之余，才回到村里，待在父亲身边，帮助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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